混合所有制关门打狗还是国企瓜分盛宴1-【zixun】

混合所有制：“关门打狗”还是“国企瓜分盛宴”？

“混合所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药方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但历时近6 个月，伴随并不清晰的改革路线，对混合所有制的讨论日趋白热化。

在最近的2014 博鳌亚洲论坛和此前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与会嘉宾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争议不断。其中最具意味的是国企领导人的不积极和民营企业家一方面响应另一方面畏惧的心态。媒体以“大佬不爱混合所有制”这样的标题形容改革遭遇的热与冷。

“混合所有制经济”并非新概念，中共十五大、十六大都提到过，只是没有作为改革的重头戏。此次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搞混合所有制经济，专家分析称主要是推进企业层面的混合所有制化，特别是包括中央国企、地方国企在内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化。两会期间，中石油、中石化率先对改革做出回应，中石油搭建了6 大合作平台，中石化开放下游油品销售企业的30% 股权以吸引民资加入。不过至今，民企对两大石油巨头甚为高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持保守观望。

有学者撰文指出，我国近代以来的150 年历史上，混合所有制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好东西”。最近一次的“混合所有制运动”——上世纪50 年代的公私合营中，国家政策在短短几年内发生急剧变化，先是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资本家”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然后对“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民营股权采取赎买或定息制度予以快速国有化，诸多民营企业和品牌在这一轮混合所有制运动中消失。

至今，这一运动留下的阴影犹在。一些企业家担心新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不是又一轮“关门打狗”。另一些企业家则疑虑，混合所有制若不能解决国企体制僵化和打破垄断的问题，仍会是“有形无实”。

颇为有趣的是，还有一部分人则担心，新一轮改革会不会成为瓜分国有资产的又一场盛宴。为此有专家发文指责一部分人是把混合经济当作推行私有化的一种手段。作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之策，混合所有制改革何去何从在争议中倍加令人关注。

博鳌论争

混合所有制其实也只是一种过渡方式，作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则不可以持续。

如果混合所有制一直保持持续，放任所谓的国有资本经营，那就是更大规模的腐败，没有任何前途。

最新一次的观点交锋发生在海南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该论坛“市场的作用——中国式增长路径选择”主题酒会上，国内知名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学者齐聚，畅谈中国如何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如何治理束缚生产力的体制机制痼疾，探讨中国市场化变革与企业发展路径。经济学家张维迎以一贯的市场派立场表明观点：“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能坚持国有主导”。

张维迎说，不由企业主导经济和市场经济不相容，要保持国有主导经济，包括金融业，就不要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能坚持国有主导。他感叹“我们改革30 多年真是可悲，在上世纪80 年代搞思想解放，现在还在羞羞答答提出混合所有制、经营国有企业、经营国有资本，怎么经营国有资本？”张维迎说，混合所有制其实也只是一种过渡方式，作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则不可以持续。如果混合所有制一直保持持续，放任所谓的国有资本经营，那就是更大规模的腐败，没有任何前途。他认为，绝大部分国企，最终的状态并不是混合所有制，而是成为私营的上市公司或者公众公司。

在接下来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路径选择”沙龙讨论环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亮出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主张“混合所有制要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体”，连主导都不能接受。他说现代市场体系的基石是产权制度，要把混合所有制作为今后深化市场建设相关改革的一个主打事项。

贾康否认与张维迎激辩，而是有不同角度的看法。他强调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应充分看到它突破的全局意义，过去贴标签的东西没有必要再贴标签，大家一起寻求共赢、多赢。以后股权结构变动的时候，不要动不动讲社会主义取向或者资本主义取向。不要凡是非得问姓社、姓资，市场经济的实践早已经证明这个事情。他评价“中国混合所有制打开这个空间，寻求活力充分释放，意义是很深远的”。

作为曾经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的典范，联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则用联想集团的经历来证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带来的活力。他称，当时中科院这个“好婆婆”，支持员工的股份比例越做越大，将股权多元化，最终使得联想成长起来。他认为如果国企能够通过引入混合所有制，在机制上进行调整，会激发出很大的活力，“要不然国企很容易大小钱分不清楚”。

柳传志谈及混合所有制话题时虽态度乐观，认为若能让民营企业完全按照市场的方式，国企不占大股，对激活国民经济大有好处，但也担心混合所有制若虽允许民营、老百姓投资人参股，但始终保持国有控股的地位，将对激活企业活力无益，更让缺乏安全感的民营企业心怀恐惧。

在此前2月份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任志强直呼混合所有制是一个伪命题，说“混合的结果要不然是国有的侵吞民有资产，要不然是民有的侵吞国有资产，一定是这两种结果，不会有第三种结果”。他质疑，“什么叫混合制，定义是什么呢？有1% 是不是算混合？”，并称混合制是执行不下去的，其最大好处是国企可以“化妆逃跑”，通过混合制名义赶走“最讨厌”的国资委、党委的管理。

民企大佬王健林在更早的公开发言中同样对混合所有制怀有疑虑，直称万达和国企合作混合所有制中必须民企控股，至少相对控股，并反问媒体，“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企业家们和官员学者们多肯定混合所有制有利于进一步国企改革激发活力，带来市场机制的优化，并给民营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王健林直言对民营企业来说，混合所有制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还要看国有企业的态度，国资委如何定位混合所有制，其中哪方控股具有相当意义。

谁“混合”谁？

在混合所有制推进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并非一味欢迎民资投资。初期因民营企业不对国企形成威胁，国企不会抵制民资进入，当民营企业壮大，甚至对原来的企业有一些竞争压力威胁的时候，国企可能会抵制民资。而在国企背后，更关键的是还通常有一双看不见的权力之手。

去年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设立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国企改革方向。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民企融合成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重头戏。两会前后，中石化主动宣布，即将开放下游油品销售企业的30% 股权。中石油紧跟其后，搭建了未动用储量、非常规、油气、管道等6 个合作平台，采用产品分成模式引入民资。而民资更期待放开的领域原油进口权，则至今锁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说，中石化拿出油品销售30% 的股份引入非国有资本只是改变了垄断租金的分配，并没有消除垄断租金。另有分析指，看似推进力度更大的中石油只是给民资提供了进口，但由于之前曾经多次提及的举措并未如期落实，民资对于油气巨头改革的决心尚存疑虑。因此至今民企对两大石油巨头甚为高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持保守观望态度，并没有明显动向。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说，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发展垄断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放松管制，让民资进入更多的领域，以释放增长力量。而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也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表示，在政策推动和经济大环境倒逼的双重作用下，国企改制已迫在眉睫，混合所有制改革或将成最为有效的措施。

不过大部分企业家和学者在肯定国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将释放改革红利的同时，也指出对于石化行业等垄断性行业，引入竞争难度颇大。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朝晖说，央企如果按一般的定义来说，实际上真正市场化竞争就5 万亿资产，30 万亿资产里真正完全市场化竞争的只有5 万亿，10 万亿勉强是一般竞争，其他都是战略性和垄断性，如果按这样格局的话，大部分都不需要改。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几位国有企业领导人对发展混合所有制并未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中海油董事长王宜林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作为上市公司，中海油本来就是混合所有制模式，所以不存在是否跟随谁走混合所有制的问题。南方航空(600029,股吧)董事长司献民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国企改革不能一刀切，混合所有制不是改革的灵丹妙药。”

曾经参与26 家国有企业改制的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说，混合所有制适用于竞争性行业的国企，一些公益性的、国家战略性行业的企业，仍要有特殊的安排，保持国有控股。中国长江电力(600900,股吧)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长李永安在另一场合指出，提供公共服务的，公益性的央企包括电力可能逐步改成以国有资本控股，社会资本参与为辅，而完全竞争性的领域则社会资本应可完全进入，甚至社会资本控股，国有资本可以退出。

“是民企进国企还是国企进民企？民企进到国企，就不是哪个私人企业进去，目前国际上的很多例子就是共同资金进去”，德意志银行亚太区投资银行执行主席蔡洪平说，混合制应是相对股份平均的混，而不是巨大差异的搀沙子混。而作为民企的宅急送董事长陈显宝亦表示，混合所有制有着特殊性，特殊性就是政府的角色怎么转变，跟国企一起，将来发生矛盾，民企如何抗衡；此外如果企业控股依然一股独大，民企的进入也是没有意义的。

4 月1 日，中石化公告称已完成所属油品销售业务板块内部重组，将在6 月底完成引入社会与民间资本持股比例不超过30% 的方案，力争在今年第三季度前完成融资。据透露融资方案中，混合所有制涉及资金1000 亿，为便于管理，至多分拆为十份，即每个入资者的门槛至少100 亿。在国内，拥有此种资金实力的机构数量非常有限。

中国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向媒体表示，在混合所有制推进的过程中，国企的感受并非“痛苦”，而是“舒服”。引入民资，对国企管理者来说，没有损失，而且投资领域有良好的资金容纳能力，仅靠少数国企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但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指出，在混合所有制推进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并非一味欢迎民资投资。初期因民营企业不对国企形成威胁，国企不会抵制民资进入，当民营企业壮大，甚至对原来的企业有一些竞争压力威胁的时候，国企可能会抵制民资。而在国企背后，更关键的是还通常有一双看不见的权力之手。

企业家这十年

民营企业在混合所有制中失去的主要是企业和资产，收获的主要是血泪。如果对产权没有明确严格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要真正地激励起千百万的企业家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市场中演出威武雄壮的创业故事，那是办不到的。

冯立果在回顾近代150 年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后感叹，混合所有制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好东西”。他称自晚清以来，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可谓“命运多舛”，甚至现在仍然有一些有历史感的民营企业家，一听说要搞“混合所有制”，心里就一阵阵发紧，不知是福是祸。并得出结论，“民营企业在混合所有制中失去的主要是企业和资产，收获的主要是血泪”。

即便梳理近十年企业家的命运，也不难发现，中国的企业家在迈进市场经济之路上，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坎坷。《财经》(博客,微博)杂志在梳理这一段历史时点评：“如果对产权没有明确严格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要真正地激励起千百万的企业家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勇于拼搏，演出一系列威武雄壮的创业故事，那是办不到的。”

很多人对这十年间国企改制的标志性事件“顾郎之争”留有印象。这一发生于中国市场化转型关键期的事件，一度引发了人们对市场改革方向的大论战。2004年8月，来自香港的经济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在收购科龙、美菱等四家国有企业中使用了欺骗手段，席卷国有资产。郎咸平认为，正在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并不能真正使国有企业走上正路，而只是民企瓜分国资的一场“盛宴”。

当时中国的国有企业改制如火如荼。由于国家作为所有者在国退民进中未能负起应有责任，对受托行使权力的人未能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同时在改制中国有企业职工的利益受损，国家也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于是民怨开始逐步积累，而且向参与国企改制的企业家身上集中。

顾雏军曾是一个拥有专利技术的制冷工程师，后来下海经商，在海外挣得“第一桶金”后回到国内，收购了负债累累的科龙公司，而后又收购了数家国有企业，声名鹊起，被誉为“中国第三代企业家”的领军人物。面对郎咸平的指控，顾雏军强硬回应，由此引发了“郎顾之争”。

以郎咸平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国退民进”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质就是民营企业侵吞国有财富，应该叫停。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必须坚持改革的大方向，同时增强透明度和程序的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

随着争论话题向纵深发展，对国企产权改革的追问，又演化成为关于市场化改革路径的大争论。在这场后来被称为“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过程中，评论的对象从针对个别企业家的议论，蔓延到对整个企业家群体的评论。在一些人看来，企业家是一个面目可憎的社会阶层，他们虚骄蛮横、贪得无厌、为富不仁，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就是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国企改革在巨大争议中搁浅。

“郎顾之争”以郎咸平爆得大名、顾雏军锒铛入狱画上节点。2005 年7 月，顾雏军被拘留时佛山市政府强制接管科龙电器。虽然按照中国的公司法，政府没有任何权力接管一个上市公司。蹊跷的是，尽管有关部门提交的22 份司法鉴定报告被法庭认定无效，最初立案的很多严重指控都被撤销，但是顾雏军还是在被拘押一年多以后被法院判处十年徒刑，个人财产也被冻结划走。

企业家的价值认同随之跌落到了历史的低谷，一股质疑民营企业家财富来源的社会情绪悄然涌起，在2006 年达到高潮。当时身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胡德平公开发表观点，指出清算企业家“原罪”的说法“就是否定改革成绩”，“如果不考虑历史的环境条件，一味用法律、用宪法大帽子扣下来，非常吓人，但不能服人”。胡德平的观点激起巨大的社会争议，与赞成者比起来，反对的声音更为响亮。

所有制歧视远未终结

虽然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一直没有彻底消散，而且一遇到适合的政治气候就要发作。企业家的产权焦虑挥之不去。

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十年之后新一轮国企改革以“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之名扬帆起航时，人们无法忘记有些企业家曾在某个历史节点被作为市场化改革牺牲品完成壮烈之名。对于目前的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化改革来说，很多人以为最大的支持者和受益者应该是民营企业，结果不然。

企业家们犹记，他们从刚刚开始敢于骄傲宣传自己为“有产者”，到被作为“肮脏”的“财富攫取者”追讨，仅仅不到4 年。在“郎顾之争”后，社会大众认为他们的财富并非赤手空拳奋斗出来的，“第一桶金”都是靠对国家、集体财产和弱势群体赤裸裸的掠夺积累起来的，因此是一个有“原罪”的暴富阶层。这种源自宗教的“原罪说”显然不是宗教概念，也不是个案例概念，而是带有严重的身份歧视，甚至不乏觊觎企业家财产的心机。

资本“原罪说”把企业家通通打成蓄意盗窃公共财产的江洋大盗，进一步刺激了“仇富”的社会舆论。已经兴起的网络成为一个舆论广场，各种各样网络跟帖非常情绪化，充斥着对民企“原罪”的追索声。波涛汹涌的清算“原罪”的舆论，引起了企业界的惶恐不安。个别地区检察机关收到大批关于民营企业家早期创业时违规操作的检举信，更让企业家感到惊疑不定，甚至怀疑中国改革的大方向真的发生了动摇。

这一社会心理有着更久远的所有制歧视的理论基础。1949 年以后，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意识形态主宰下，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企业主作为一个群体被逐渐消灭了。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这条铁的界线再也没有逾越过。

它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面貌出现。在公私合营时期是社会主义改造，在文革时期是清算走资派，在新世纪是财富“原罪”，是以行政司法权力蚕食剥夺企业家资产。诚如周其仁所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其中还有一个富有深意的历史镜头。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时，邓小平特意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五位解放前的民族资本家吃“火锅宴”，动员他们创办企业。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事件进行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

虽然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一直没有彻底消散，而且一遇到适合的政治气候就要发作。企业家的产权焦虑挥之不去。2007 年国企改革被迫叫停后，“国进民退”之潮席卷各地。2009 年9 月，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山东钢铁(600022,股吧)集团收购了盈利丰厚的民营企业日照钢铁。身家350 亿元的企业家杜双华无奈地签下重组协议，日照钢铁从此由一家民企成为国企旗下的一个子公司。杜双华没有拿到一分钱，身份也从日钢的创始人变成了一名股东。

这个蹊跷的案例仅仅是民营企业困境的一个缩影。2008 年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一系列产业振兴规划，钢铁、汽车、船舶等产业向国有企业集中。连同此前的4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使得国有企业进一步扩张，央企趁机开始渗透到更多竞争性和非竞争性领域。一批民营企业家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创，进入垄断民航领域的民营企业家兰世立在当地政府权力之手操控下入狱，东星航空被国航接手，名下上亿资产悉数被侵占贱卖。

同一时期，政府主导的山西煤矿国有化运动中，个体煤矿主纷纷落败，被指责为黑心的“煤老板”：他们是腐败的根源，是嗜血的资本家，是矿难的推手……短短4 年前，也是在政府主导的煤矿资源有偿使用改革中，大批来自福建、浙江的商人经过竞争签订资源出让协议，缴纳资源价款，并取得煤矿采矿许可证。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大量投入的矿山矿井面临无条件兼并或关闭的命运，原有合法的资源采矿权补偿价款甚至不及投资金额。

在山城重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运动”，集中打掉了一批私营企业家。轰动全国的“李庄案”就是因为李庄律师受托为私营企业家辩护引起的。身家数十亿的彭治民、李俊、陈明亮是重庆三位最富有私营企业家，在打黑中都是以组织领导黑社会的罪名被抓，巨额财产都没收，家破人亡。身家过亿的私营企业家黎强、王天伦、马当、岳村、龚刚模等人也被判重刑和被剥夺个人财产。至今，在“打黑”中被误伤的民营企业家追回资产仍面对困难重重。

而10 年前标志性事件中的主人公顾雏军，出狱一年多来，一直走在喊冤与要求平反的诉讼之路上。今年1 月他接到了广东省高院的通知，决定正式受理他申请再审的诉求。顾雏军案能否峰回路转，为过去十年企业家的命运画上一个终止符，留下的期待和悬念一样多。

“关门打狗”还是“国企瓜分盛宴”？

如果新一轮国企改革要推进的话，“顾雏军事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混合所有制不能搞成合伙垄断，收编民营资本，搞成信贷公私合营，新的社会主义改造。

如同当年“郎顾之争”中郎咸平裹挟民意的批判，混合所有制改革锣声刚起，斥责“瓜分国企最后盛宴”的观点紧随而至，尽管已没有10 年前有市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近期在《国企》杂志发表文章称：舆论界对混合经济问题的讨论，从不同的利益出发，概括起来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是，把发展混合经济当作是扩大国有资本支配范围、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和手段；另一种观点是，应该大力鼓励和发展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控股的混合经济，把发展混合经济当作是资本主义经济控制、支配、利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一种形式和手段。

“他们希望通过混合经济这种形式，逐步消蚀国有经济，实质上也就是把混合经济当作推行私有化的一种手段。同样是讲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出发点、落脚点却完全不同。”周新城说。

这一代表性的观点称需要警惕借发展混合所有制侵吞国有资产，把国有企业的改制当作肆意侵吞国有资产的饕餮大餐。文章再拿私营企业的“原罪”说事，指责一些人借国企改制一夜暴富，捞到“第一桶金”，“这是见不得人的阴暗勾当，也是违反我国法律的。代表他们利益的经济学家一再要求立法‘赦免原罪’，就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由于疯狂盗窃国有资产，私营经济得到迅速膨胀，国有经济比重急剧下降，导致公有制主体地位岌岌可危……这是新自由主义泛滥酿成的恶果。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绝不允许重演”。

私有制歧视的烙印在此观点中毕现：“又有人想借发展混合经济故伎重演，力图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导到资本主义经济控制国有经济、瓜分国有资产的道路上去；资本的无限度追求剩余价值的冲动必然会提出这样的诉求；混合经济也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控制、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形式，成为私有化的工具。这里决定性的问题在于改革的指导思想，在实际工作中落实下来就是谁控制谁，是公有制经济控制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还是私有经济控制和利用公有经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之伟完成的一篇研究报告描述了深受这一观点指导的重庆打黑的实质，就是“削弱或变相剥夺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私营经济和相应的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并用在这个过程中的所得来壮大国有企业或补助地方财政”，“以某种‘合法’形式将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的财产变相收归国有，既壮大了国有企业、补助了地方财政，又缩小了社会的收入差距”。

这一无视企业家财产权的做法在当时却得到了重庆民众的欢呼。他们未意识到，如果企业家得不到保障，那么普通民众更容易成为权力砧板上的鱼肉。没有法治的自由竞争、没有市场的资源分配，才是官商勾结的充分条件。只是企业家被口诛笔伐，而权力的“原罪”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成为一段时间内企业家无奈承受的命运。

因之在此次三中全会决定重新提出引人关注的经济体制改革举措，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之时，民企大多以观察观望回应，而不敢轻举妄动。张文魁说，如果新一轮国企改革要推进的话，“顾雏军事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解铃仍须系铃人，“如果不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民营企业家的合法财产权利得不到保护，下一轮启动的国企改革我并不是很看好”。

他举例，在当年像顾雏军这样一些民企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最后成为“关门打狗”，民企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造，最后不但财产成了国企的，人混到牢里，人财两空。这种记忆在他们心里留下了很深的伤。对很多民营企业来说，让他参与混合所有制对他来说是一个陷阱。

“如果搞混合所有制就是用国有资本收编民营企业，那就是搞新的公私合营，实际上就是合伙垄断。”张文魁直言，混合所有制不能搞成合伙垄断，收编民营资本，搞成信贷公私合营，新的社会主义改造。混合所有制本来是让民营资本来改造国有企业，慢慢的稀释国有股，促使国有企业治理产权结构能够转变，更加市场化、国际化经营。如果搞反了，国企改革就又走回去了。他因之呼吁将13 万多中小国有企业彻底“民营化”，并呼吁重审“顾雏军”案。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也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要考虑民企长期与国企竞争中的不平等地位问题。他说只要国有控股企业的主导行业不是全面对民企开放，未对国有控股公司参股的民企就会仍然处在被国有控股企业欺压的状态。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天勇为此提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产权非常重要，如何分配，资产边界能否划清，各占多少是关键问题。赵令欢说，混合所有制不能为“混合”而混合，混合重点在于为国企打造一个符合现代企业理念的治理体系，让管理层用透明竞争和市场化的方式做决策，激励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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