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车服务动了谁的奶酪

近日，专车服务究竟是合法经营还是属于“黑车”一事在很多城市闹得沸沸扬扬，沈阳甚至出现了出租司机为抗议滴滴专车下调起步价而集体罢工的事件。专车服务的本质是什么，其和传统出租之间的矛盾折射了什么经济现象，政府应该如何调整相应政策?本文试做简要分析。

专车是近年刚刚兴起的一项租车业务，名字听起来颇有“专属用车”的派头，但从本质上仍然是载客盈利的“非正规”出租车。但为何要被称作“商务专车”呢?表面原因是它们通常比出租车的规格更高，因而价格贵15%-20%;和普通出租相比，乘客可以通过手机上的移动应用软件提前预约叫车，并自主选择车型档次高低，指定上车地点和下车地点，预先得知打车费用等等;有些服务周到的专车还会为乘客提供瓶装矿泉水、手机充电器等。但事实上，这些都并不改变专车服务的出租车本质——— 专车服务不称自己为出租车的更深层原因是意图绕过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各种管制。

讨论专车服务的利弊前，我们必须先讨论下出租车行业为什么需要政府的监管。政府对出租车进行监管是全球普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中国。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传统出租车服务中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给出租车司机提供了欺诈的机会。尤其在机场和车站等地，很多打车人来自外地，对本地路况交通一无所知。而且出租车生意往往是一锤子买卖，能坑一个算一个，司机有很强的宰客动机。为避免这种情况，世界各地常见的做法就是由政府对出租车行业进行统一登记管理，要求出租车内必须悬挂司机信息以及投诉电话，方便乘客对宰客司机进行投诉。

但这种通过政府管理出租车市场的制度也存在一些缺点。首先，政府的管理部门往往有动机限制出租车行业准入，从而保护自己管理公司的垄断利益。比如北京常住人口在过去13年增长了55%，但出租车数量却仅增加了0.04%。同样问题也存在于其他主要城市，造成很多城市高峰时间打车难的问题。此外，出租车管理部门还会利用手中权力对潜在竞争对手进行打压。比如中国甚至把“拼车”也定义成非法营运，这种行为显然超出了政府管理出租车市场是为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范围。相比之下，美国不仅不限制拼车，还为了缓解交通拥挤和污染问题，积极鼓励拼车，比如很多城市都设置了专门给两人或两人以上乘坐汽车的专用快速通道，为大家提供额外的拼车动机。除此之外，垄断和政府对出租车的价格管制也往往造成部分出租车司机服务态度欠佳，拒载现象在很多城市屡见不鲜。一些政府对当地出租车市场只负责收管理费，却疏于在服务方面进行真正的管理。

随着近年智能手机和打车软件的出现，通过政府监督这种方式解决打车人和司机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已经变得过时。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革命可以通过全球定位技术和可视化数据收集整理，让司机和乘客对行车路线、租车费用在事前就完成，因此不给司机宰客的机会。同时提供租车平台的私人公司作为中间机构，监督每次交易的顺利和公平进行。乘客坐车后，不必付钱给司机，而是付给交易平台，交易平台确认乘客满意后，再把资金转给司机。另外，乘客事后可以在网上对司机的服务评分，评分差的司机会逐渐被市场淘汰，从而保证专车服务的质量。这种经营模式不仅修正了原来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也把租车服务放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上，通过滴滴专车、易到用车、一号专车等多家公司的竞争提高服务质量，最大化消费者利益。

从本质上讲，打车软件为租车的买卖双方提供了一个交换信息的交易平台，降低了双方的交易成本，也避免了交易中的欺诈行为。这种模式和我们非常熟悉的淘宝等业务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是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方便人们日常生活的另一项创新性产品。此外，专车服务还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服务产品选择，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在目前，使用“商务专车”的用户多集中于商务白领，例如：代公司接客户而公司自有车辆有限时;高收入者希望享受比普通出租车更好的车型和更高的服务质量时;对时间规划严密，不想浪费时间等待出租车的商务人士等等。这些人的时间成本更高，因此愿意支付高于普通出租车的价格享受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过去由于出租车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看不见的手”无法正常运转，因此为政府“看得见的手”提供了一席之地。但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市场已经找到了自我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更好方法。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再按照过去模式横加干涉只能降低经济效率，损害消费者权益。

遗憾的是许多城市的交通监管机构叫停了专车服务，并把专车定位成“黑车”，明令禁止私家车挂靠租赁公司运营和商务租车公司提供类似出租车服务。专车服务的出现打破了出租车市场原有的平衡，损害了现存出租车公司、司机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利益，因此必然会受到一些抵制。同样在欧洲不少国家，打车软件和专车服务也受到不少当地出租车公司和司机的抵制。但我们需要清醒意识到，专车服务是在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革命下产生的新的运营模式。和原来的模式相比，这种模式更有效率，更有利于消费者，代表了未来生产力的进步方向。

但专车服务的出现也并不代表政府管理就完全多余了，只是管理形式需要随着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出现而随之调整。和出租车公司相比，打车平台和专车司机间的关系更松散，可能造成更难约束专车司机行为的问题。比如去年全球著名打车平台Uber在印度新德里的签约司机多次性侵女乘客而引起轩然大波。政府管理部门可以督促这些平台切实做好对签约司机的背景调查，并及时处理乘客投诉，淘汰不合格司机，帮助乘客维护权益。

总之，随着新的科技和商业模式的出现，政府对出租车市场旧的管理方式已经落伍。在如何处理“专车服务”的问题上，政府应更多把“简政放权”激发经济活力的承诺落实到实际行动，顺应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方向，而不是为保护暂时的局部利益而对“专车服务”围追堵截。

王健(经济学博士，美联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兼政策顾问)，王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与任职单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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